“江中药业”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核准公告

让邻居承担高空抛物责任，既违反了责任自负原则和责罚相应原则，也导致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威慑功能、教育功能的全部落空。

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等相关要求，对普通公民来说只是一个道德教养问题，但对党员干部来说可能就会被上升到违反党规党纪的高度，受到相应惩处。二是把党选拔推荐的领导干部候选人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管理人员，贯彻党的主张。

习近平同志吸取了中国古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等治国理政的智慧，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坚持的五大原则之一，他说，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二，虽然不少同志有过党员犯罪，罪加一等的主张，但因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冲突，目前没有载入法律。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对党员的纪律处分从轻到重有五种：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例如，党纪处分条例将法律并未禁止的通奸、见死不救等行为界定为违纪行为而设定相应处分。

至于党在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方面，可以有自己一定的的自主权。这种理解是符合毛主席的一个著名观点的：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人。(79)在这场争论中，在把民法界定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整体依然是前苏式的论域和论述结构。

(41)因此，Albert Kocourek认为他开创了法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例如在合同法领域享负盛名的科宾就认为，霍菲尔德的分类构成了司法推理的基础，科克里克对霍菲尔德的批判实际上是由于其没有准确理解霍菲尔德图表中相反关系(opposites)的意义所致。于是，一座山可以与另一座山比较，而通过与事物比较，我们可以获得习性、状况、感觉、知识、姿态等属于关系的事物。在美国发生的讨论后来经凯尔森(Hans Kelsen)等法理学家阐释后日益深刻，并转而影响大陆法系各国。

·一切权利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比较一下这一条文与1961年《苏联民事立法纲要》第1条的规定即可看出两者存在亲缘关系。

二十世纪法学文献在谈到法律关系时引述最多的可能是温德莎伊德(Windscheid)的《潘德克顿法教科书》，然而他对法律关系本体的论述大概只有两处，首先是在主观权利概念的标题下论述了一小段，定义了一下法律关系是由法律界定的关系，然后又定义了一下什么是法律制度。本文认为在正式对法律关系必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一论断进行分析之前，必须先行剪除一些由混乱的话语而构成的障眼枝叶(34)。(52)该书收录了此前评论霍菲尔德法律关系理论的全部内容，还比较完整地展示了经科克里克修正后的法律关系理论(包括法律关系的性质、构成、类型等相关论题)。(81) 苏联的民法故事已走进了历史，而中国民法发展远未结束。

在向前苏联和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焦点则转向了生活关系是如何与法律关系连接起来的问题。①可是普赫塔同时也将焦点从法律关系转移到权利。则该原罪之洗涤自当易如反掌。因此，当我们从根本上思考某个法律内容是否正义时，都必须要回归到具体的法律关系。

(74)由此可见，我国民事立法中使用的术语民事法律关系与前苏法学有共同纽带。(33) 由此可见，上述话语非常混乱。

与萨维尼的法律关系理论一脉相承，施塔姆勒进一步阐释了生活关系这个概念，正如他书中所述，所谓的生活关系是正义法所需的质料。因为，除非先假定这样一种共同集体占有，就不可能设想出当我并不真正占有一物时，又如何能够在他人占有并使用它时，便构成对我的损害或侵犯。

从这时起，法律关系理论再一次在苏联法学中发挥了重大功能：界定民法的调整对象!《苏联民事立法纲要》第1条规定：苏维埃民事立法调整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由于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引起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在他看来，关系不同于数量，数量可以用相等或不相等来述说，而关系则一般以相关或相似来述说。(21)法秩序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当主体出现在法律规范的生活情境里时，法律关系让主体与生活情境留下法律印记。(82)我国2017年才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文简称《民法总则》)的头两个条文是这样规定的： 第1条：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因此，严格地说，在一物内没有什么直接的权利，而只有这样一种可以正确地称为‘真正的权利，它作为反对人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他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在文明的社会状态中，共同占有诸物。在这场争论中，法律关系理论再一次成为主角。

在科克里克看来，霍菲尔德以权利、义务等八个基本法律概念为基础构建的法律相反关系和相关关系理论尚有不足(尤其在所谓的相反关系上，概念的表达不一致。(66) 可是由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在细节上展开如何从实质生活关系上升到法律关系，苏联法学关于法律关系的讨论最终并没有回到欧美(尤其德国)法学传统的体系化细节上，而是转移到宏观的社会和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

(38)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金茨布尔格、帕舒卡尼斯基、斯图奇卡等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法律的思想，发起了以经济法取代民法的争论。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例如，霍菲尔德归纳的权利—无权利、权力—无权力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否定关系，并不属于相反关系)。

(40)UgoMattei,"Why the Wind Changed:Intellectual Leadership in Western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42(1994):195-218.另见唐晓晴：《民法法典化和部门法化的背景、危机与出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29) 于是，论题被拉升回法律关系理论的本体，从而又很容易被追溯到萨维尼。即使在术语的使用上，民事法律关系这一表达也可以在苏联法学中找到根源。(53)在对霍菲尔德关于相反关系及相关关系两个图表进行改造与重构的基础上，科克里克还提出了法律关系必有约束元素(element of constraint)的理论(即认为没有约束性的关系不是法律关系。

三、法律关系理论碰上政治经济学：什么样的生活关系才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一)在苏联的转化 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法学一直紧密跟随欧洲法学的步伐，无论是萨维尼、潘德克顿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是稍后的法理学家如托恩、比尔林、狄冀(Duguit)等，均是俄罗斯法学高度关注以及进行学术商谈的对象。显然，在社会背景下的生活关系当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实证法的角度来看，法的调整对象并非是凭借法律关系予以界定的，于是法的部门也不是根据法律关系来区分的。最后，施塔姆勒从司法的视角，提出了法律关系正当实现的另外—个要求或路径——基于正义法的要求对纠纷作出公平的裁判。

在立法上，1981年制定了《经济合同法》，1985年制定《涉外经济合同法》。(54)Id. (55)E.S.Philbrick,"Jural Relations by Albert Kocourek,"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and Ame.L.Register,78(1930):1044-1050. (56)Charles G.Buck,"Jural Relations by Albert Kocourek," Virginia Law Review 14(1928):596-597. (57)Hugh E.Willis,"Jural Relations by Albert Kocourek," Indiana Law Journal 4(1929):413-415. (58)Max Radin,"Jural Relations,by Albert Kocourek," California Law Review 16(1928):559-561. (59)Arthur L.Corbin,"Jural Relation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Yale Law Journal 30(1920):226-238. (60)George W.Goble,"Negative Legal Relations Re-examined," Illinois Law Quarterly 5(1922):36-49. (61)Goble的这一观点得到耶鲁大学Clark教授的支持。

康德在描述权利的概念时，将之表述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外在和实践关系。(80)关于苏联民法的调整对象概念，参见徐国栋：《苏式民法调整对象定义的沉浮》，《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康德以其高超的概括能力与抽象思维从庞杂的罗马法中提炼出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等概念。问题是，由于这一主张触及苏联这个国家建立不久的法治权威，所以很快(到1937年)就偃旗息鼓，但学术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五十年代末期。

如果是这样，那么，不论是谁，如果他想象他的权利不是直接对人的而是对物的，他就会这样描述，虽然只能用一种相当模糊的方式作近乎如下的描述：一方有权利，另一方就总是会有相应的义务，于是一个外在物，虽然它不在第一个占有者手中，但通过一种连续性的责任，仍然与他连结起来。(77)王耀海：《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十大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学探索之二》，《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萨维尼的以下两段话(30)被认为从源头上引发疑惑： 其一，对于我们而言，所有的具体法律关系就是通过法规则而界定的人(Person)与人之间的联系(Beziehung)。其三，因为他对与物有关的法律关系⑥的界定以及其关于一切权利都是人对人的权利的论断⑦早就声名远扬，而这一论题又与法律关系有关。

确实，在这两段话中，萨维尼的意思是清楚明确的：一切具体法律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到二十世纪中后期，法律关系理论均吸引大量法理学家与民法学者的关注。